羅大佑:在語言中覓音樂前路

文/陳耀紅

流行歌壇充斥著年青少艾漂亮的面孔，一名近五十歲的歌手唱了三十年，仍能站到台上，肯定是位實力派。
　　今年剛好是羅大佑創作生涯的三十周年。他自創的歌曲數以百計。由《歌》、《之乎者也》、《亞細亞的孤兒》、《原鄉》、《母親》、《五十塊錢》、《似是故人來》……到《皇后大道東》和《滾滾紅塵》等。羅表現出來的才華是相當全面的。
　　原來，羅大佑從來沒有在香港舉行個人演唱會。今年3月這一場，是他的首度，由“搞搞新意思”進而變成“搞搞真意思”;然后4、5月會在故鄉台灣巡回。與此同時，他將推出新破《伴侶2》，十六首歌，共長七十分鐘。這批歌里面有新版本的《皇后大道東》。還有因沙士、禽流感而誘發出的作品。寫人與自然的關系、人與反自然的關系。
　　羅是一位創作型歌手，自創歌與詞的作品中，不少都與社會、政治有關。他也寫文章。去年七一大游行后，他就托立法會議員黃宏發的太太Rita,交給《信報》發表“一個台灣人眼中的二十三條”的文章。七一那天，他也有參加游行。
　　不過，他已非民進黨的支持者。3月20日，他會回台灣選舉總統，但說了不會投陳水扁的票。羅大佑兩年前在接受《亞洲周刊》訪問時，就曾經說過: “我是台灣人，也是中國人。”
　　羅稱陳水扁陳一任，因為他當台北市長只做了一任，而羅認為總統他也只能當一任。
　　羅大佑說：“我對台灣有很矛盾的感情，以前抗議的是國民黨，但民進黨做進去后就更糟糕，腐化得比國民黨更快一點。”
　　筆者：“你說這話時，是否有市場的考慮？”
　　羅大佑：“市場認同國家、認同民族的概念是同一樣的東西。國家、民族是很實在，也是很理想、很內在的概念。但如果說要賺錢，會有更好的方法，不一定要在大陸。”
　　他回憶自己第一次去大陸，當時并沒有想過要在大陸開演唱會，只是在大陸錄音，也沒有發行。“因為那時六四事件過后沒有多久，地方大，但人沒有錢，沒有消費力。”
　　“如果要賺錢，去美國也可以。”他說。
　　他1985年去了美國，住了四至五年。他有美國護照，也有香港三粒星的身份証，1998年8月29日在美國林肯中心開過個人演唱會，有四千五百觀眾。至于大陸，他是到2000年9月8日才在上海做演唱會。
　　羅大佑認為無論對商人、小說家或者做音樂的人而言，市場與認同，歸屬感是分不開的，這就是為什么中國人在中國做事，一定比日本人，南韓人更方便，因為大家有共同的語言，共同的思維方式。
　　羅大佑是位具爭議的創作人，不單因為他的歌詞里充滿政治色彩，也因為他的音樂。

中國須重新評價毛澤東

他的歌不是每一首都能在大陸唱，在新加坡亦然。蔣經國去世之前，台灣也是這樣。香港是羅大佑最自由的一片天地。所有的禁歌都可以發表，因此，1990年，他在香港成立了“音樂工廠”﹔同時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參加七一大游行并提出撰文發表。
　　而且雖然內地是他的市場，但一說起大陸上的文化，他就對大領袖咬牙切齒：“中國所以是這樣，毛澤東負很大責任，他把中國文化全部摧毀。中國其實應重新評價他，否則中國人不會進步。”
　　至于他的音樂所引起的爭議，主要是“海上花”。
　　羅大佑以搖滾以家。“海上花”是他第一首用中國五聲音階寫的作品，令人擔心他變得商業化，失去自己的原創特色。
　　當然，十八年后的今天（《海上花》是在香港寫的，一九八六年面世）來看，這批語也許是過慮了。
　　搖滾是羅大佑的啟蒙。搖滾代表一種追求自由的內涵。由搖滾到五聲音階，套用他本人的話：“那是在血液里的。”
　　然而，寫了唱了三十年，他在追求什么？
　　羅大佑：“我想用中文語言探討這種工具的表達方式。所以我寫國語歌，也寫閩語、粵語歌”。漢語里各種語言的根都差不多，但語言本身卻不斷變化。例如大陸人講普通話，跟台灣人講的國語都不太一樣”語言是很情緒的東西，很難想像二百年后的國語是怎樣的。
　　“每個創作人都要求獨特，我多了一些政治性，也是一個漂泊命的人，著重歌曲能否表達以人為本。音樂上，我寫過搖滾、民歌、蕭邦奏鳴曲……其中也有實驗。《之乎者也》表達就是現代語言，跟老八古結構的對比﹔《海上花》是試用傳統五聲音階與流行歌曲結合一把﹔《童年》是把白話文很長的句子結構，與很簡單的旋律工結合﹔《皇后大道東》中大更大膽一點，我的廣東話不夠好，所以歌詞請林夕來填，但歌名是我定，內容及主意都是我的。至于《明天會更好》也是嘗試，我從不喜歡勵志的歌，但可以試試寫。”

來香港后決定做音樂人

《明天會更好》令羅大佑蒙上“被政治利用”的責難──這首歌是音樂人在台灣光復四十周年的號召下寫成的，但沒料到年底大選時，國民黨的競選運動就以“要一個更好的明天”為標語。
　　為此，他離開了台灣，跑到紐約居住。1987到1996年期間，也有一部分日子在香港。他說“八七年來香港以后，才決定我一定要做音樂人。”
　　羅大佑是客家人。他的父親是梅縣第五代，母親是閩南漳州人，一家五口都是念醫、護或藥劑。羅大佑曾當過一年半的內科醫生及八個月的放射科醫生。他說：“這几個念醫當醫生，我不覺得浪費了時間，因為是同樣面對生命，作曲也是面對生命。”
　　羅自1974年發表第一首作品《歌》之后，到八十年代曾經為是回歸行醫本科抑或繼續走音的路而迷惘，但結果不用說，大家都看到了。
　　他的父母都反對他走音樂的路，但他覺得台灣已有許多醫生，音樂對他來說有更大的天地。
　　“要做下去，就不能有退路”他說。
　　去年沙士之后，他在港成子了“人文公社”。音樂工廠專做音樂，但“人文公社”的范圍就要大一點。“結合多一些不同行業的人，日后還會制作音樂劇，希望能聯系一些導演、作家。”
　　羅大佑看來對香港很有感情。被問到香港的政治爭執時，他說“我個人對香港很樂觀，香港人比較現實。我相信現實。現實的人不會用理想、虛假的口號去騙人。”
　　羅大佑認為，香港人要爭取多點直選，等3月20日台灣大選后才講，會比較有利。
　　他覺得，特區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從未有比現在更好，七一后雙方才開始有互信。
　　祝愿他作為藝朮人的這點敏感直覺是對的吧！

2004/02/16 信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