採訪、撰稿／馬世芳（music543.com站長）

羅大佑坐在飯店的咖啡廳，抽著香菸。他的頭髮很短，面容瘦削，眼睛炯炯有光。新書《童年》裡的CD後製工作剛剛完成，可以看出他還在那個興奮狀態裡面。我們的話題一再偏離航道，從音樂談到政治談到人生談到死亡，日影緩緩斜落，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四個小時。「隨便談嘛，anything，」他攤開手，一派輕鬆地說。然而我已經想不出更多問題了。

這是2002年，羅大佑四十八歲。那個一襲黑衣滿頭捲髮的憤怒青年，早已成為塵封的歷史。羅大佑的上一張個人專輯是1994年的《戀曲二○○○》，在那個政治議題鬧熱滾滾、經濟泡沫愈吹愈大的時代，滿載國族意識與歷史情結的《戀曲二○○○》多少有些格格不入，市場成績也差強人意。之後，羅大佑組成「OK男女合唱團」，出了兩張聽起來有點像是「音樂磁場」的專輯，然後便悄悄從我們的雷達上消失了。

事實上，過去這幾年，可能是他生命中最難熬的一段歲月。1998年父親去世，是最大的打擊－－羅大佑和父親的感情一直很好，從小，父親就鼓勵他學音樂，後來更全力支持他的理想。羅大佑的第一把電吉他就是父親的禮物，首張專輯《之乎者也》也是向父親借了一大筆製作費才得以完成。羅大佑說，要是沒有父親的支持與理解，自己不可能有今天。父親走了，對他來說「就像靈魂死了一次。」

此外，「音樂工廠」收攤、婚姻破裂，陷入低潮的羅大佑一度以為自己再也寫不出歌了。不過，「生命有很多個關卡，不管是感情還是事業還是自己的想法，都是要靠自己撐過去。」他說︰「我是徐志摩講的『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』。看起來作品非常滄桑非常絕望，但是假如沒有最底層的那一點點樂觀和希望的話，沒有哪個笨蛋要過這種日子。」1999年的台灣震災和2001年的紐約慘劇，迫使他重新思索生命、死亡與大環境的關係。沈澱多時，羅大佑終於提筆寫出了一首首新作。

過去十一年，羅大佑總共搬了九次家。從台北、紐約到香港，繞了大半個地球，今年年初，他選擇在北京落戶。「漂泊命，或許是我客家人的血統吧！」羅大佑笑著說︰「一直沒有想到北京這一站。本來是很不情願的－－因為共產黨嘛。但現在會覺得，共產黨也是人嘛。」親眼目睹這座古都歷經有史以來最激烈的轉變，羅大佑認為這是一生難得的機會。他決定讓沈寂已久的「音樂工廠」在北京重新開張，未來甚至希望音樂工廠做的不只是音樂，更能集結不同領域的藝術人才，大家一塊兒做些有趣的事。「我不想做leader（領導者），但是或許可以當一個coordinator（協調者），」他興味十足地說。

至於新專輯，其實早在2001年底就完成了，但在台灣還沒找到發行公司。談起這十五首新作，羅大佑的感覺是︰「還好，音樂還活著，旋律還活著。八年裡竭盡所能把它做到自己所能做得最好的程度，盡力了。」對他來說，創作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情︰「我一直覺得我瀕臨江郎才盡的邊緣，每次都覺得寫完這首歌就沒有下首歌了。那種艱辛的過程，可以用『慘烈』來形容。」

這十五首歌有用「哭調仔」做出來的電子音樂，有搖滾，有溫柔的情歌， 還有一首「旋律很伊斯蘭」的歌，是911事件觸發的靈感。此外，那首喧騰一時的「阿輝養了一隻狗」也沒有缺席︰「阿輝是日本的好同胞／聽說在共產的時陣是抓耙仔狗／效忠老Ｋ去坐經國號／政權拿去和平大移交……」羅大佑在歌裡罵起人來，火氣還是不小。

「我從來不怕那些『愛台灣』的人對我說什麼話。沒辦法，我是『反革命的歷史不改』。」這麼多年了，他的歌還是繼續在「惹麻煩」。早在十三年前，他在六四之後寫下譴責鄧小平的「侏儒之歌」，使他直到前幾年都還是被大陸當局列為不受歡迎人物。1983年的舊作「亞細亞的孤兒」，當年必須加上「致中南半島難民」的障眼副標才能通過新聞局的審查，沒想到事隔二十年，這首歌仍然無法在大陸公開演唱－－台灣對「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」十分敏感，大陸忌諱的卻是「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」。「等於所有當年（歌曲審查）的事情現在又重來一次，」羅大佑笑得很無奈。

「我一直是個『邊緣人』。」他淡淡地說︰「我們搞音樂的畢竟不能像搞政治的人－－歌不是反革命的武器，槍炮才是。」至於被扣帽子、貼標籤，他也早就習以為常︰「在『悲情』跟『苦難』中間，我選擇苦難。悲情往往容易使別人的問題當作自己犯錯的藉口，但是生命是沒有藉口的。我們不要把自己的不幸責怪到別人身上，你可以怪國民黨、怪共產黨、怪整個歷史，怪不完的，不能老是怪別人……所以我選擇苦難。」羅大佑沈思片刻，斬釘截鐵地說︰「沒有簡單的選擇。」

講到音樂，羅大佑是少見的「全才」，能寫能編能彈能唱。但是歸根結底，他自己最在意的角色其實是「作曲家」︰「我沒辦法脫離旋律。假如我繼續製作音樂，它有一天可能會變成演奏的東西。但是我不太可能放掉『曲』、只靠文字，變成一個詩人。音樂對我有一種在骨頭血液裡的親和力。」對他來說，旋律是優先於歌詞的︰「歌是語言的花朵，語言有它自己的生命力。」

羅大佑一直都在尋找旋律和語言背後暗藏的情感，他更大的企圖，是透過音樂來擴展、延續民族的語言生命。當然，這是一條最艱苦的路，幾乎沒有參考座標︰「極度寂寞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走到哪裡了。」

整個2002年，羅大佑在大陸舉辦了八場極為轟動的演唱會，聽眾群縱跨兩三個世代，更在媒體上掀起一整年的「羅大佑熱」。對此，他說︰「我覺得我該負責的，還是跟我年紀比較接近的那些人。當然希望年輕人也可以接受，但是這不能強求也不能奢望－－年輕人對世界有他們自己的解釋，有他們自己嶄新的前景。」背負著二十多年的輝煌歷史，聽眾對他難免有極高的期待。羅大佑說︰「那比較不是我的問題。假如我被『羅大佑』這三個字壓得太重，走到哪裡都要警覺到『我是羅大佑』的話，那我一定沒辦法繼續創作。因為創作是要在你最放鬆的狀態、在人群裡發生的，不是關在象牙塔裡。」

談到未來，羅大佑的想法很清楚︰「我一直最忌『晚節不保』。我希望自己的音樂還是活著的、希望它自己有生命，這是底線。最怕變得虛偽、出爾反爾－－變成自己年輕時最痛恨、 最愛罵的那種人……」羅大佑笑道︰「還好，我一直到現在都還是誠實的。」走到二十一世紀，羅大佑仍然摩拳擦掌：「活在這個時代，什麼事情沒有看過？好精彩，我蠻自豪的。」他說︰「我已經四十八歲了，必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前面是陷阱還是康莊大道，都是我自己的決定。」

回首過往，他自認「對這個世界，多少是盡了一點力。」羅大佑微笑著說︰「還活著。沒有遺憾。」聆聽羅大佑的最新作品，他的音樂仍然洶湧澎湃－－他畢竟沒有被這個時代擊倒，反而愈戰愈勇了。二十一世紀的羅大佑，仍然是值得期待的。

（音樂五四三節目，2002.12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