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访、撰稿／马世芳（music543.com站长）

罗大佑坐在饭店的咖啡厅，抽着香烟。他的头发很短，面容瘦削，眼睛炯炯有光。新书《童年》里的CD后制工作刚刚完成，可以看出他还在那个兴奋状态里面。我们的话题一再偏离航道，从音乐谈到政治谈到人生谈到死亡，日影缓缓斜落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四个小时。「随便谈嘛，anything，」他摊开手，一派轻松地说。然而我已经想不出更多问题了。

这是2002年，罗大佑四十八岁。那个一袭黑衣满头卷发的愤怒青年，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。罗大佑的上一张个人专辑是1994年的《恋曲二○○○》，在那个政治议题闹热滚滚、经济泡沫愈吹愈大的时代，满载国族意识与历史情结的《恋曲二○○○》多少有些格格不入，市场成绩也差强人意。之后，罗大佑组成「OK男女合唱团」，出了两张听起来有点像是「音乐磁场」的专辑，然后便悄悄从我们的雷达上消失了。

事实上，过去这几年，可能是他生命中最难熬的一段岁月。1998年父亲去世，是最大的打击－－罗大佑和父亲的感情一直很好，从小，父亲就鼓励他学音乐，后来更全力支持他的理想。罗大佑的第一把电吉他就是父亲的礼物，首张专辑《之乎者也》也是向父亲借了一大笔制作费才得以完成。罗大佑说，要是没有父亲的支持与理解，自己不可能有今天。父亲走了，对他来说「就像灵魂死了一次。」

此外，「音乐工厂」收摊、婚姻破裂，陷入低潮的罗大佑一度以为自己再也写不出歌了。不过，「生命有很多个关卡，不管是感情还是事业还是自己的想法，都是要靠自己撑过去。」他说︰「我是徐志摩讲的『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』。看起来作品非常沧桑非常绝望，但是假如没有最底层的那一点点乐观和希望的话，没有哪个笨蛋要过这种日子。」1999年的台湾震灾和2001年的纽约惨剧，迫使他重新思索生命、死亡与大环境的关系。沉淀多时，罗大佑终于提笔写出了一首首新作。

过去十一年，罗大佑总共搬了九次家。从台北、纽约到香港，绕了大半个地球，今年年初，他选择在北京落户。「漂泊命，或许是我客家人的血统吧！」罗大佑笑着说︰「一直没有想到北京这一站。本来是很不情愿的－－因为共产党嘛。但现在会觉得，共产党也是人嘛。」亲眼目睹这座古都历经有史以来最激烈的转变，罗大佑认为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。他决定让沉寂已久的「音乐工厂」在北京重新开张，未来甚至希望音乐工厂做的不只是音乐，更能集结不同领域的艺术人才，大家一块儿做些有趣的事。「我不想做leader（领导者），但是或许可以当一个coordinator（协调者），」他兴味十足地说。

至于新专辑，其实早在2001年底就完成了，但在台湾还没找到发行公司。谈起这十五首新作，罗大佑的感觉是︰「还好，音乐还活着，旋律还活着。八年里竭尽所能把它做到自己所能做得最好的程度，尽力了。」对他来说，创作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︰「我一直觉得我濒临江郎才尽的边缘，每次都觉得写完这首歌就没有下首歌了。那种艰辛的过程，可以用『惨烈』来形容。」

这十五首歌有用「哭调仔」做出来的电子音乐，有摇滚，有温柔的情歌， 还有一首「旋律很伊斯兰」的歌，是911事件触发的灵感。此外，那首喧腾一时的「阿辉养了一只狗」也没有缺席︰「阿辉是日本的好同胞／听说在共产的时阵是抓耙仔狗／效忠老Ｋ去坐经国号／政权拿去和平大移交……」罗大佑在歌里骂起人来，火气还是不小。

「我从来不怕那些『爱台湾』的人对我说什么话。没办法，我是『反革命的历史不改』。」这么多年了，他的歌还是继续在「惹麻烦」。早在十三年前，他在六四之后写下谴责邓小平的「侏儒之歌」，使他直到前几年都还是被大陆当局列为不受欢迎人物。1983年的旧作「亚细亚的孤儿」，当年必须加上「致中南半岛难民」的障眼副标才能通过新闻局的审查，没想到事隔二十年，这首歌仍然无法在大陆公开演唱－－台湾对「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」十分敏感，大陆忌讳的却是「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」。「等于所有当年（歌曲审查）的事情现在又重来一次，」罗大佑笑得很无奈。

「我一直是个『边缘人』。」他淡淡地说︰「我们搞音乐的毕竟不能像搞政治的人－－歌不是反革命的武器，枪炮才是。」至于被扣帽子、贴标签，他也早就习以为常︰「在『悲情』跟『苦难』中间，我选择苦难。悲情往往容易使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犯错的借口，但是生命是没有借口的。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不幸责怪到别人身上，你可以怪国民党、怪共产党、怪整个历史，怪不完的，不能老是怪别人……所以我选择苦难。」罗大佑沉思片刻，斩钉截铁地说︰「没有简单的选择。」

讲到音乐，罗大佑是少见的「全才」，能写能编能弹能唱。但是归根结底，他自己最在意的角色其实是「作曲家」︰「我没办法脱离旋律。假如我继续制作音乐，它有一天可能会变成演奏的东西。但是我不太可能放掉『曲』、只靠文字，变成一个诗人。音乐对我有一种在骨头血液里的亲和力。」对他来说，旋律是优先于歌词的︰「歌是语言的花朵，语言有它自己的生命力。」

罗大佑一直都在寻找旋律和语言背后暗藏的情感，他更大的企图，是透过音乐来扩展、延续民族的语言生命。当然，这是一条最艰苦的路，几乎没有参考座标︰「极度寂寞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走到哪里了。」

整个2002年，罗大佑在大陆举办了八场极为轰动的演唱会，听众群纵跨两三个世代，更在媒体上掀起一整年的「罗大佑热」。对此，他说︰「我觉得我该负责的，还是跟我年纪比较接近的那些人。当然希望年轻人也可以接受，但是这不能强求也不能奢望－－年轻人对世界有他们自己的解释，有他们自己崭新的前景。」背负着二十多年的辉煌历史，听众对他难免有极高的期待。罗大佑说︰「那比较不是我的问题。假如我被『罗大佑』这三个字压得太重，走到哪里都要警觉到『我是罗大佑』的话，那我一定没办法继续创作。因为创作是要在你最放松的状态、在人群里发生的，不是关在象牙塔里。」

谈到未来，罗大佑的想法很清楚︰「我一直最忌『晚节不保』。我希望自己的音乐还是活着的、希望它自己有生命，这是底线。最怕变得虚伪、出尔反尔－－变成自己年轻时最痛恨、 最爱骂的那种人……」罗大佑笑道︰「还好，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诚实的。」走到二十一世纪，罗大佑仍然摩拳擦掌：「活在这个时代，什么事情没有看过？好精彩，我蛮自豪的。」他说︰「我已经四十八岁了，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前面是陷阱还是康庄大道，都是我自己的决定。」

回首过往，他自认「对这个世界，多少是尽了一点力。」罗大佑微笑着说︰「还活着。没有遗憾。」聆听罗大佑的最新作品，他的音 乐仍然汹涌澎湃－－他毕竟没有被这个时代击倒，反而愈战愈勇了。二十一世纪的罗大佑，仍然是值得期待的。

（音乐五四三节目，2002.12）